鍾邦柱 ─ 熬得住一事無成，才可能一鳴驚人

摘錄自遠見出版《她們，好厲害》一書

「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」傑出獎第五屆得主

鍾邦柱就讀台灣大學化學系，一九七九年取得美國賓州大學生物化學博士學位，之後繼續在普渡大學生物化學系進行博士後研究。一九八二年開始，擔任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博士後研究員，受到指導教授的影響，決定踏入類固醇荷爾蒙的研究。後來，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甫成立，她便加入工作，耕耘了將近三十個年頭，以類固醇荷爾蒙研究，享譽國際學術界。

科學界的男女比例，向來有些失衡。教育部長蔣偉寧，在二○一二年出席「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」表揚典禮並擔任頒獎人時，提及了女性在生命科學領域中，比例僅約三成，而在工程研究，則人數更少，連兩成都不到。

蔣偉寧進一步指出，目前在台灣就讀大學的男女性比例，已經完美地達到一比一，因此他也期許，透過鼓勵與宣傳，可以讓更多女性投身科學研究領域，這對科學發展與女性都將是雙贏。

但蔣偉寧可能不知道的是，當時，從他手中接下「傑出女科學家」大獎的得獎人，多年來已經默默用一種方式，讓她所任職的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，其男女科學家比例，早已經「異常」而完美地達到約一比一的狀態。

中研院分生所為什麼能有這麼多女性科學家齊聚？

答案其實很簡單，但也很難做到。

「坦白說，科學界多多少少有著歧視女性的偏見；然而，我們分生所在一九八六年創所時，卻有幾位女性表現得相當傑出！她們用行動讓我們清楚知道，女性一點都不會比男生差！」在分生所工作將近二十年，目前為分生所特聘研究員的簡正鼎認為，就是有這關鍵幾位創所前輩的傑出表現，讓所內漸漸形成一股信念，再沒有人會質疑女性在科學上的工作能力。

「因為她們，我們打心底相信男女一樣好，所以不會刻意挑選男性或女性的研究員，只問有沒有能力。久了之後，這男女比例，自然而然，就會達到一比一，」簡正鼎認為，標竿人物的出現，的確會起許多帶頭、潛移默化的作用。
二○一二年的「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」得主，也正是簡正鼎所推崇的分生所前輩。她，就是在中研院耕耘將近三十個年頭並以類固醇荷爾蒙研究，享譽國際學術界的鍾邦柱。
 

類固醇研究開啟新方向

在類固醇荷爾蒙領域，鍾邦柱早已耕耘多年，有多項發現。而在二○○六年，鍾邦柱一篇發表在國際知名期刊《自然》（Nature）上的研究報告，更是大大顛覆了過去科學家對類固醇荷爾蒙的認識，並打開了全新的研究方向。

以往，科學家對類固醇荷爾蒙的認識，多半在於類固醇會調節人體體內的糖分與鹽分，並且顯著影響人類的性特徵；而人類在青春期所大量分泌的類固醇荷爾蒙，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，更是以往多數學者的研究重點。

然而，鍾邦柱卻另闢蹊徑，發覺人體會分泌類固醇荷爾蒙的高峰期，除了青春期之外，更發生在胚胎發育時期。鍾邦柱於是好奇，在胚胎時期所分泌的大量類固醇荷爾蒙，有什麼作用？

過往，做實驗都是觀察白老鼠，但小老鼠在胚胎發育時期，並不容易觀察，於是，鍾邦柱改用了一種大小約三公分的熱帶魚、斑馬魚做實驗，甚至以螢光技術，讓斑馬魚的細胞產生螢光，更有助於細胞變化時的觀察，這才終於得到全新發現。

研究發現，當一個小小的魚卵，要往左右生長、體軸要轉化為細長的魚體時，類固醇荷爾蒙中的孕烯醇酮（Pregnenolone）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。

原來，類固醇荷爾蒙的作用，能讓魚體內的細胞得以移動、幫助細胞骨架重整，最終幫助魚卵從一個小圓球變成細長的魚體。

「這個發現，讓我們更了解胚胎的發育、如何保護神經細胞，甚至是癌細胞怎麼移動的祕密。」
談起研究發現，鍾邦柱難掩喜悅，她進一步透露，有不少新藥正在這項研究的基礎上開發，未來可望造福更多人。

「神經類固醇的研究，在未來，甚至有可能對抗阿茲海默症，幫助老人家留住記憶，或者是脊椎神經的修復，」鍾邦柱分享著未來的遠景。

鍾邦柱在類固醇荷爾蒙的研究上，早已獲得國際肯定，她是如何辦到的？有什麼祕訣？鍾邦柱感性地表示，她第一個要感謝的人，其實是她的父親。
 

暖暖父愛陪伴成長

出生於一九五二年、還處於重男輕女的年代，鍾邦柱的父親幫她取的名字，其實頗有含意。

「按照家族族譜，我們剛好輪到『柱』字輩，而在我出生的年代，幾乎只有男生能繼承家族傳統，但我的父親硬是給了我『柱』字，」鍾邦柱說，父親從命名上就告訴著她，男女平等。在當年的環境下，這個深具意義的名字，其實是一輩子的祝福與期許。

除了男女平等之外，鍾邦柱的父親，更重視教育、以身作則。「現在想起來還滿好玩的，我們早上起來，就會在門口大聲朗讀《國語日報》，很熱鬧，也讓我們覺得，唸書其實是一件有趣的事情，」鍾邦柱補充說：「我們放學回來，父親就看著自己的書，我們則在一旁靜靜地做著功課、看書& &，這是一段極好的童年教育。」

沒有強迫唸書，只有陪伴，這樣的過程，讓鍾邦柱從一個台南麻豆鎮的鄉下小孩，一舉考上了競爭最激烈的台北北一女中。

「那是我第一次到台北。我還記得是清晨時分就去坐火車，一路搖晃著，到台北已經是下午了。坦白說，我第一次到台北，真的就是鄉下人進城、類似劉姥姥進大觀園，不論看到什麼都很驚訝，」率直的鍾邦柱不吝分享自己的青澀。

遠赴台北參加考試，父女對於考試成績的預料，卻很兩極。「我父親第一句就問我：『怎麼樣，進北一女了吧？』他對我很有信心，但我那時心想，怎麼可能啊！我跟台北學生好像是兩個世界的人耶！」

放榜後，鍾邦柱以高分錄取。

也是在那時，鍾邦柱發現，自己雖然是鄉下小孩，但是父親對他們的教育栽培、身教，絕不輸給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家長。

進入北一女之後，學業對鍾邦柱來說，始終不是大問題；較大的問題是，自己應該選擇攻讀理組或文組？

對兩個領域都有興趣的鍾邦柱，最後因為喜歡陳之藩的文筆與作品，便以陳之藩為典範。她相信，如陳之藩一樣選讀科學的人，只要不放棄提筆，也絕對能夠寫出極佳的文學著作；只要持續閱讀，也能享受文學的美好。於是，她決定投考理組。

三年後，沒有多大意外，鍾邦柱考取自己心目中的第一志願：台大化學系。
 

為愛情四年完成博士學位

化學系大致可分為物理化學和生物化學。「我原本有考慮要走物理化學，但一來我數學能力有限，二來物理化學幾乎沒有女生，我在物化的實驗室連要找一間女廁都有些麻煩，」種種原因，讓鍾邦柱選擇攻讀生物化學。

在當年「來來來，來台大；去去去，去美國」的學術氣氛中，鍾邦柱大學畢業後，也申請上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（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）化學研究所生物化學組。

「人生很難預料，我在化學所選讀一些分子生物的課程，就深深著迷。於是，在美國的第二年，我乾脆轉學到醫學院的生化所，攻讀起生化博士學位，」鍾邦柱回想，轉系所當然有風險、也需要加倍努力補回欠缺的基礎，但是對於自己喜愛的學科，那種熱情掩蓋不住，更毋須隱藏。

鍾邦柱的博士班，只花了短短四年餘就攻讀完成。除了熱情加上毅力之外，也更是為了愛情。

回憶往事，鍾邦柱透露，原來當時她在大學時認識的男朋友，也就是現在的先生、台科大教授陳南鳴，雖然兩人雙雙赴美求學，但卻是在不同學校、不同州，相距遙遙數百公里、十四個小時的車程。

「為了盡快把論文完成，我有時就等在指導教授辦公室門口，希望能多一點時間跟他討論；後來我的教授開玩笑跟我說，那時他見了我都想躲起來，」進度追著指導教授跑，鍾邦柱四年後成功拿到博士學位，感情也順利開花結果。

 

成家是付出與喜悅

婚後，鍾邦柱很快就有了小孩，為了小孩與先生，她有喜悅，也有付出。

鍾邦柱博士班畢業後，由於先生陳南鳴仍在美國中西部的普渡大學（Purdue University）攻讀學位，於是鍾邦柱先去普渡大學申請博士後研究，而後隨著陳南鳴畢業後於舊金山找到工作，兩人又舉家遷移，前往美國西岸展開新生活。

「其實，她是有點被我限制了。如果她不必硬要配合我，必須到普渡大學或舊金山找工作，我相信以她的能力，絕對有更好的發展，」對於妻子的支持，陳南鳴既是感謝，又有些許不捨。

而身為一個女人，有時候，在科學研究上也有必須被迫放手的時候。「她在普渡大學工作的時候已經懷孕了，所以很多跟輻射有關的實驗不能做，間接也暫時影響她的表現，」陳南鳴觀察，雖然妻子在工作上多少受到影響，但懷孕帶給她的喜悅，仍讓她願意暫時放下工作，無怨無悔。

到舊金山後，一來由於懷孕期間的研究成績較為低潮，二來人生地不熟，鍾邦柱竟有超過半年的時間找不到合適的工作，這也讓她有些許不安。

「雖然因為懷孕，稍微耽擱研究工作，現在回想起來，這一切還是值得的；研究可以追回來，但家庭跟子女，有時候錯過了，未必還有機會，」鍾邦柱、陳南鳴夫婦有著同樣的想法。

果然，人生處處是轉機。來到舊金山將近九個月後，仍繼續投遞履歷的鍾邦柱，最後如願以償，進入了當年紅極一時的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醫學中心。
 

樂於分享，享受成功

「我是一九八二年進入加大醫學中心的，那時候他們剛剛發表荷爾蒙、胰島素遺傳工程這兩大研究，震驚全球，也獲得了極大的商業價值，整個中心處於最顛峰的狀態，」鍾邦柱笑著說，那時候進去實驗室做研究，會發現在一週七天裡，每個人平均工作天數大概是六天半，只短暫休息半天，然後又會出現在實驗室，就是因為每個人都想拚命，再繼續找出關於荷爾蒙、胰島素的更多奧祕，要搶先做出好成績。

然而，特別的是，在這麼一個高度競爭的環境，鍾邦柱卻發覺，每一個研究員，包含上司，卻一點都不藏私，而是樂於分享與指導。

「說實話，我一進去，我的上司教我好多東西、分享很多成果；我那時候還很擔心，怎麼會這樣？對方怎麼可能毫無保留地教我？我一定欠下很大人情，將來不知道要怎麼還，」鍾邦柱笑著說，後來她才發現，原來在這座頂尖的實驗室中，分享跟討論，就是他們成功的祕訣。

 

突破難關，才能更進一步

然而，研究這條路，其實是漫長而孤寂的。當鍾邦柱進入研究室之後，研究室卻面臨卡關狀態，甚至有長達三年的時間，基本上是處於原地打轉的窘況。

更讓人沮喪的是，一向處於領先的他們，甚至還被意外超前。原來，加大研究室三年來專攻「基因選殖」領域，不但沒有成果，某日鍾邦柱上司的過往學生來訪，實驗室對這位後輩一樣保持開放的態度，分享了他們的研究現況以及目前面臨的難題。

沒想到，這名後輩回到紐約之後，靠著在加大實驗室得到的資訊，以及自己的神來一筆，竟然率先解開難題，並且發表在學術期刊上。

「那時候，大家全都傻眼了！我們努力這麼久，居然被一個晚輩超前，而且還是我們主動提供他很多線索的，」鍾邦柱苦笑著說，當時氣氛真的很尷尬，很多人都很嘔，好像這三年的時光都白費了。

然而，過去三年的時光，從來不是真的浪費。鍾邦柱的上司鼓勵大家，既然他們的晚輩已經幫大家解開卡關的難題，現在該是時候繼續往下做研究，甚至是大舉推進了。

果不其然，在接下來的一年中，光是鍾邦柱自己就多有斬獲，陸續發表四篇論文，而整個實驗室更發表了十餘篇論文。

鍾邦柱總結，這個事件，教會她兩件事：「一個是，科學研究本來就是互有領先，要能彼此分享彼此的發現，一棒接一棒，才能推動科學。」鍾邦柱認為，當年她的上司分享給其他科學家，雖然讓他們實驗室一度落後，但也因為如此，別的科學家有了新的發現，又才能讓他們後來居上，走出新的天地。

「另一個重點是，我發現，若沒有熬過乍看是數年的一事無成，其實很難一鳴驚人，」鍾邦柱認為，特別在這個什麼都求快的年代，科學家們要忍受的孤寂感，其實是一大挑戰，但沒有默默的耕耘，要成功，其實很難。
 

海外練功，造福更大

在海外做出好成績，又適逢中研院招募海外傑出人才，鍾邦柱與先生商議後，毅然決定於一九八六年返台服務。

「其實，我們更早就有一度想回台灣服務，但那時跟前台大校長閻振興碰面，他說我們這些小毛頭不要急著回台灣，畢業後在美國練練功，把更多好東西帶回來，那妳造的福會更大，」雖然閻振興已然辭世，但鍾邦柱至今記得這段對話。

回到台灣後，鍾邦柱帶回在美國的荷爾蒙研究，並且與台大醫院合作，後續的研究成果，果真造福許多家庭。

鍾邦柱的研究發現，人類的先天性荷爾蒙不平衡，來自於CYP21的基因突變，會造成嬰兒在出生之後，性器官即有問題，有時甚至會錯把女嬰錯判為男嬰。於是，鍾邦柱與台大醫院攜手，不但能在產檢時就發覺病症，更能以調控荷爾蒙的技術，讓胎兒在母親子宮中就得以治癒。

除了學術上的貢獻，鍾邦柱於二○○五年擔任國家科學委員會的首任生物科女處長，也為台灣女科學家樹立新典範。

然而，在這個職位上，鍾邦柱看到了女性的辛苦。
 

敬業、專業，性別不是問題

身為國科會處長，鍾邦柱曾經接待來自海外的國家級科學院參訪團，訪客共有六位，但只有一位女性；訪客為首的男性院長，一看到鍾邦柱是女性，就立刻介紹團中的女科學家與鍾邦柱認識，男院長並一邊感嘆，「女性在科學界要工作，真的很不容易！」沒想到鍾邦柱還來不及接話，這個男性院長卻又說：「像我的實驗室，絕對不收女生，她們要養兒養女的，太麻煩了。」

面對這樣的男女不平等，鍾邦柱始終是身體力行，用行動讓大家知道，女性一點都不差。

曾經是鍾邦柱的學生、現為鍾邦柱助理的蔡惠滿，與鍾邦柱相識十餘年，她就近距離觀察到，鍾邦柱敬業、專業的態度。

「有一次鍾老師動了一個手術，手術後人不是很舒服，但我們去看她時，才赫然發現，她仍在批改學生的研究作業，」蔡惠滿指出，鍾邦柱對研究的熱情，不論性別，都絲毫不輸給任何人。
 

想成功不能「太聰明」

不過，鍾邦柱也發現，隨著時代的進步，男女平等的確是愈來愈明顯。「對於未來的科學家，我漸漸不擔心性別問題，比較擔心的是，學生們會不會『太聰明』。」

鍾邦柱舉例，有一次她在實驗室中，看到一位負責打掃的阿姨，她在商職畢業後，很年輕就步入家庭，小孩長大後才出來找工作，年紀約三十歲上下，輾轉來到實驗室做清潔工作。

這位阿姨工作非常認真，做事仔細，讓鍾邦柱特別注意到，也因此開口問她，願不願意幫忙做一些簡單的實驗？

「我教她十個步驟，她就會認真從一做到十；而我教學生做十個步驟，有的學生會投機取巧，第一次跳過第三個步驟、第二次省略更多步驟，最後實驗結果做不出來，到底是漏了什麼，他們也忘了，」鍾邦柱感嘆，似乎愈聰明的學生愈容易發生這種事情，而當年這位願意認真學習的阿姨，如今已經是她研究室裡的重要助理。

鍾邦柱提醒所有晚輩，性別的枷鎖將會漸漸淡去，女性千萬不要劃地自限。而不論男女，在科學領域，要能發光發熱，更是要腳踏實地、扎實練功，最終一定會一鳴驚人。

「科學研究，沒有冤枉路，只有堅持才是捷徑，你不放棄就自然會有出路，」鍾邦柱分享自己的人生心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