彭汪嘉康 ─ 癌症研究之母

摘錄自遠見出版《她們，好厲害》一書

 

「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」傑出獎第一屆得主

被形容為台灣「癌症研究之母」的彭汪嘉康，曾在美國國家衛生總署服務三十三年，並擔任所屬國家腫瘤研究所細胞遺傳研究室主管；她成功證實人類腫瘤細胞起因於染色體的改變，並陸續發現白血病染色體的變異在幹細胞時期就已出現，甚至進一步從母親血液中判斷胎兒白血球及性別的可能性。一九七二年，她因該研究成為美國史上第一位獲得Arthur Flemming Award的外籍人士。

二○○八年，吳健雄基金會、台灣萊雅公司共同創設「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」，目的在於樹立傑出女科學家的典範，並鼓舞年輕女性投身科學研究。

因此，首屆得主顯得格外重要，她必須是一位讓眾人都認可、欽佩的指標人物，才能達到設立該獎項的目的，並吸引更多人後續參與。

然而，這麼關鍵的人物，在遴選過程中，卻幾乎是眾望所歸。推動國家衛生研究院成立，並擔任國衛院首任院長的吳成文回憶，在遴選首屆得主時，他也曾被評審團諮詢，那時他毫不遲疑地推薦了彭汪嘉康。

「當我一說出這個『彭汪嘉康』這個名字，你可以感覺到，幾乎所有評審，那都是相當、相當認可的，」吳成文笑著說。雖然他與彭汪嘉康是熟識三、  四十年的摯友，甚至可以說是一起打拚的戰友，但他內舉不避親，後來果不其然順利獲得眾位評審同意，第一屆的得主，就是彭汪嘉康。
 

不凡人生，凝聚台灣抗癌能量

一九三二年出生、現年八十一歲的彭汪嘉康，經常被形容為是台灣「癌症研究之母」，而從她累積的各種頭銜與經歷，更可以看出她不凡的一生。

包含她在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（NIH）工作時，因為成功證實人類的癌症腫瘤細胞起因於染色體改變，從此在全球醫界聲名大噪，並成為首位獲得美國亞瑟'佛萊明獎（Arthur Flemming Award）的外籍人士。

在美國國家衛生院工作長達三十三年，早已經是研究室主管的她，原本可以選擇退休，或是繼續研究工作，但她卻於一九九三年、在人生剛滿一甲子時，放下在美國的四個兒女，回到台灣，付出自己多年所學，為台灣建立起癌症防線。

原來，彭汪嘉康一直與台灣保持聯繫，深知自一九八二年起，癌症即開始蟬聯國人十大死因榜首，但八○年代的台灣，對於癌症的治療卻尚未成熟，專科人才明顯不足，病人自然無法得到最佳照顧。

彭汪嘉康回台二十年間，可以說是馬不停蹄。她在中央研究院成立了國內第一所癌症實驗室，之後推動國衛院癌症研究所成立，並擔任首任所長，幾年前雖從國衛院退休，但旋即被聘請為由萬芳、北醫、雙和醫院所組成的癌症中心擔任主任，而她在台大醫院的門診，更是自一九九三年回國以來，就不曾間斷。

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彭汪嘉康甚至投入了自己在美國累積多年的寶貴人脈，對培養台灣的抗癌人才，貢獻良多。

在一九八五年，彭汪嘉康尚未正式回到台灣前，當時她與幾位旅美的中研院院士，包含曹安邦、吳成文等人都擔憂著，台灣尚無腫瘤內科的概念，也就沒有專門全方位對付癌症的內科腫瘤醫師。

在包含彭汪嘉康等人的奔走下，到了一九八七年，終於促成台灣首次的腫瘤內科醫師訓練。

訓練對象包含台大、榮總、三總等的菁英醫師，而授課教授，竟都是全球最知名的抗癌專家，他們輪流從海外飛抵台灣，輪班執教三個月，完成了為期三年兩期的訓練，為台灣培訓出十三位種子醫師。

當年的種子醫師，目前都成為台灣抗癌的超級戰將。例如：台大腫瘤醫學部主任鄭安理、成大醫學院院長張俊彥、國衛院癌症研究所所長陳立宗及主治醫師劉滄梧等人。

「那時候，我們就覺得很訝異，為什麼有這麼多大師級人物，紛紛請假兩、三個月，到台灣來幫我們上課？後來我們跟某一位教授聊，才發現原來他曾經很受Jackie（即彭汪嘉康女士）的照顧，因為Jackie開口，他就義不容辭，」劉滄梧指出，彭汪嘉康在海外三十餘年奠定學術地位，並廣結善緣，最後貢獻在台灣開花結果，因此有「癌症研究之母」的封號，正是名實相符。

 

立志學醫，不輕言放棄

現年八十一歲的彭汪嘉康，仍活力十足，談起行醫看診，更是熱情滿滿。

至於為何對醫學有這麼大的熱情、至今仍堅持看診，站在第一線付出，彭汪嘉康透露，這其實與她年輕時的經歷有關。

「我最小的弟弟，在我唸中學的時候，感染了肺炎，那時我們送他去看醫生，那醫生還是我父親的朋友，但他卻沒有竭盡全力去救我小弟，」彭汪嘉康沉默了一下，繼續說：「但那時明明已經有盤尼西林問世，醫生卻沒有試著採用，僅告訴我父親，應該要放棄了。最終，我的小弟就在家中過世。所有家人，都很無助地看著他離去，」事隔多年，彭汪嘉康仍有不捨。

「經歷這件事情後，我告訴母親，如果我是醫生的話，絕不會這麼輕易就放棄醫治！這句話出口，也就立下了我學醫、行醫的志向，」彭汪嘉康強調，病人在最脆弱、無助的時候，已把生命託付給醫師，醫師怎能輕言放棄？
 

在大時代一步步往夢想挺進

要當醫師，第一步要先考入醫學院。彭汪嘉康出身於蘇州書香世家，祖父是絲綢商人，但極重視教育，她的叔伯們在民國初年的動盪時代，卻大多能留學海外，反映出家族對孩子們教育的看重。

「我們家族有一個故事，那時我祖父去選墳地，風水先生問他是希望後代能當官，還是能致富？我祖父卻說，如若可以，讓子孫們把書唸好即可，」彭汪嘉康笑著說，祖父對教育的重視，無疑就是給子孫最大的資產。

彭汪嘉康以自己為例，在民國三十年左右，女性唸書的比例其實相當低，但因為家族有著大力栽培孩子唸書的祖訓，也讓她在當時成為少數接受教育的女性，這也才能往醫學院逐步邁進。

「我在蘇州唸中學，最想考入的醫學院，就是上海醫學院；當時雖然有聽說台灣的台大醫學院也非常好，甚至比上海醫學院還有過之，但因為人在蘇州，也真沒想過，有一天會來到台灣唸台大，」彭汪嘉康微笑著回憶。

民國三十七、  三十八年，國共內戰、局勢紛亂，政府陸續遷台，還只是中學生的彭汪嘉康，被大時代的洪流給推著，就這樣上了船，飄洋過海來到台灣。

搭上了船，雖然還是頭等艙位置，但彭汪嘉康卻因為嚴重暈船，在船上吐了好幾日，到最後已經是虛弱無力。

然而一下船，已經先到台灣的父親前來接船時，隨手遞了一根香蕉給腹內早已空無一物的彭汪嘉康，說也奇怪，香蕉的甜香味，竟讓彭汪嘉康精神大好！

「至今，我仍然記得那甜香味；或許，這就說明我跟台灣有緣吧！」彭汪嘉康很有精神地說著。果不其然，彭汪嘉康來到台灣後，真的如願進入台大醫學院就讀。

考入台大醫學院後，彭汪嘉康開始勤練基本功，挑戰一本又一本磚塊般厚重的原文書。

「台大教授，不少是非常嚴格的；我最記得教我們病理的葉曙教授，他上課很精彩，但也很嚴厲，例如：高我們一屆的學長姊，竟有超過一半的人得多唸一年、跟我們這屆一起畢業，就是因為他們都被葉曙教授當掉了，」彭汪嘉康苦笑著回憶，但她也認為就是在這種要求之下，方能練就一身扎實的基本功。

畢業後，彭汪嘉康跟隨著知名的外科手術醫生林天佑實習一年，林天佑給了彭汪嘉康高度肯定。

林天佑是肝臟手術的權威，他採用的「手指切肝」手術法，更讓台灣成為全球肝臟手術的先驅。而自小苦讀出身的林天佑，對每天總是在上午六點多就報到、任勞任怨的菜鳥實習醫生彭汪嘉康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，他最後給彭汪嘉康的實習分數，竟是打了九十九分。

「林天佑醫師從來沒有覺得我是女生而對我少過任何要求；他是我的恩師，言教、身教都讓我受益良多，」彭汪嘉康至今仍記得，在實習結束之後，林天佑就希望她投入台大外科團隊，但那時候的彭汪嘉康，卻打算赴美再學習。

「我那時就答應林天佑老師，在美國練功有成之後，一定回到台灣貢獻。這個承諾，我始終放在心中，雖然我是隔了三十餘年才完成，」彭汪嘉康感性地說，自己後來會在六十餘歲的「高齡」返台行醫，就是因為一定要完成與老師的約定。
 

意料之外的波折與改變

然而，這位在台灣被視為極有潛力的手術外科明星，到了美國之後，卻屢屢碰壁，最後甚至被迫放下手術刀，投入研究。

原來，在一九六○年代的美國，尚未開放非美國公民開業行醫。事實上，以當時的限制，彭汪嘉康只能專攻病理研究，或者是麻醉專科。

「那時候，其實有些挫折。不是因為我的醫術不好，只是因為我不是美國人。但也有人告訴我，或許這個法條很快會修改，我也就硬著頭皮留下來，」彭汪嘉康苦笑著回憶，這限制對她來說，也不知是福是禍，因為當時若沒有這一法規，她在美國執刀行醫可能會賺很多錢，但就未必有機會走上研究之路。

只是，在美國，初期打擊彭汪嘉康的，還不只她不是美國人，更因為她的「女人」身分。

彭汪嘉康原本順利申請到在華盛頓某一頗具規模的醫院工作，醫院已經回函通知她報到，但在報到第一天，對方才驚覺她是女性，而彭汪嘉康也坦承告訴對方，自己即將準備婚事，將來可能請幾天婚假。

「對方看我的中文名字，可能原本也不曉得我是男是女，再一聽我要請婚假，將來搞不好還要請育嬰假，竟當場連忙跟我說『Sorry』，他們無法聘用我了！」回想這段往事，彭汪嘉康只能搖搖頭，一臉無奈。

接連的不順利，讓彭汪嘉康陷入了低潮。

然而就在一切都不如預期時，彭汪嘉康的貴人卻出現了。透過先生在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友人推薦，彭汪嘉康順利在那裡找到研究工作，從此她在美國國家衛生院一待就是三十餘年，為人生寫出了全新的一章。

「從那時候起，我就期盼自己也能做別人生命中的貴人；因為有時候你一個小小的幫助，卻可能對這個人的人生，起了料想不到的幫助與改變，」受人提攜、擺脫低潮，彭汪嘉康始終不忘要傳承這份溫暖。
 

奠定在學術界的貢獻

進入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，彭汪嘉康更是得遇名師｜華裔科學家蔣有興。一九六○年代，染色體的研究正逐漸成為主流，而蔣有興正是研究染色體的大師，他的研究證實，人類的染色體數應該是四十六個，而不是之前被錯認多年的四十八個，對遺傳學研究有重要貢獻。

跟隨名師蔣有興，彭汪嘉康從此踏上染色體的研究，逐漸奠定在學術界的貢獻，她也首度證實了癌症的發生與基因缺陷、損壞有關，因而名留醫界。

研究第一年，彭汪嘉康就從六位白血病患者身上，發現與白血病相關的染色體，當時她原本想發表論文，但蔣有興希望她找到十個案例之後，再行發表。

沒想到，費城醫院的研究團隊只找到四個案例時，就搶先發表論文。

「這個染色體，從此被命名為費城染色體；如果我們當時先發表的話，應該就叫NIH染色體了，」彭汪嘉康難掩失落，因為這費城染色體的研究團隊，後來更憑藉這項發現繼續努力，最終獲得了拉斯克獎（Lasker Award）的肯定。

但是，個性開朗的彭汪嘉康，並沒有讓這個失落影響她太久，她仍繼續鑽研，陸續發現其他諸如淋巴腺癌、淋巴性白血病等相關的染色體。

在美國國家衛生院一待三十餘年，彭汪嘉康也逐漸累積起自己的實力，成為了院內不可或缺的重要戰將，最終擔任癌症研究所細胞遺傳研究室主管。三十年來，面對艱難、沒有邊際又日日進步的研究工作，彭汪嘉康透露，要把研究工作做好，除了自己的持續努力外，跟其他研究人員互通有無，也是關鍵。

「你不懂的東西一定會愈來愈多，這時候跟朋友合作就很重要了；討論跟交流，無疑會讓你知道自己的盲點，」彭汪嘉康笑著說，研究人員要學會合作，讓自己跟合作夥伴，成為彼此的貴人。

 

為了奉獻，從實習醫師做起

時間快轉二十多年，在美國的彭汪嘉康，經常接到來自台灣的求助電話，原來是在台灣的癌症病人，希望到美國看診求醫。

「那些『有辦法』的人，可以花錢到美國看病，但沒辦法的病患，又該怎麼辦？」彭汪嘉康分析，自一九八二年起，癌症就居於國人十大死因榜首，但台灣面對癌症來襲，似乎還沒做好準備。

「即便是到美國求診，美國醫師對於經常發生在國人身上的肝癌、鼻咽癌，研究也不多，因為在美國較常見的是肺癌、乳癌，」經過種種分析，以及與旅居海外的院士曹安邦等人討論，眾人的結論是，必須為台灣建立一批新的種子醫師，專門對付癌症腫瘤。

也因此，在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九年，這三年中間，彭汪嘉康等人促成了台灣的首屆腫瘤內科醫師訓練，不僅師資來自美國，就連考照方式也比較美國辦理。

然而，一九八九年一到、訓練結束，吳成文等人原本也要回到美國繼續工作，但彭汪嘉康卻開口請吳成文留在台灣，繼續推動抗癌、培訓人才，而她自己，會在三年之後回到台灣。

「她果真言而有信，三年後回到台灣；更感人的是，這三年間，她為了也要拿到腫瘤內科醫師執照，竟然回到醫院，從最基層的實習醫生做起！」吳成文相當敬佩彭汪嘉康的決心與行動力，已經五十多歲、早已是主管級的她，願意回到基層再學起。

「辛苦難免，但是我心中一直記得，我承諾過我的老師林天佑，有一天我得回到台灣奉獻、行醫，」彭汪嘉康感性地說，既然答應過老師，那她就一定要完成，而為了做好這件事情，辛苦一些、從實習醫師練起，雖然慢，卻扎實。
 

整合台灣的力量

回台二十餘年，彭汪嘉康除了自己的門診外，更整合了台灣醫界的力量，共同抗癌。

彭汪嘉康推動、成立台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（TCOG），至今已經有二十餘家醫院加入，醫院間互通有無、分享臨床資料，打開了醫院與醫院之間的門戶之見，受益的則是病患。

「在我初期接手的時候，TCOG只有三、  四家醫院，換她接手後，很快啊，就十家、二十家地加入，」吳成文笑著說，彭汪嘉康就像一個母親般，凝聚台灣抗癌人才。

「很久以前，我們會笑說，台大跟榮總兩院的距離可能比兩岸還遠，很少往來，但透過彭汪院士的凝聚、號召，台灣醫界在癌症這一塊，卻相當團結，」出自台大，國衛院癌症所主治醫師劉滄梧分析，當年透過彭汪嘉康等院士的號召，台大、榮總等醫師們一起上課受訓，有了革命夥伴的情誼，加上彭汪嘉康會找大家聚餐，因此不同醫院的醫師也就有了建立感情的機會。

「聚餐時，有時候彭汪院士甚至會帶衣服給我們；她說她在美國過耶誕節時會買衣服給家人，想到這幾件衣服好像適合我們，就帶回台灣給我們，」劉滄梧感性地說，某程度而言，彭汪嘉康的確就像是個母親。

在工作上，彭汪嘉康如同母親照顧夥伴，但聊到家庭，彭汪嘉康則十分慶幸，有一個好好先生，始終是她的後盾。

「那時候，我跟我先生開玩笑，我們絕對不能離婚，因為孩子一定都會跟你，」彭汪嘉康苦笑著說，自己的忙碌難免疏於照顧孩子，所幸先生的體諒與支持，讓她能全力衝刺研究。

不過，工作再忙，彭汪嘉康卻堅持為家人準備晚餐，即便她在晚餐後，仍會開車回研究室打拚。

「我的廚藝未必很好，但那是一份心意，以及陪伴，」彭汪嘉康感性地表示。

彭汪嘉康因為目睹小弟的過世而立志學醫，為了完成與老師的約定而回到台灣行醫；她的努力與成就，用台灣癌症研究之母來形容，恰如其分。二○○八年獲選為首屆「台灣傑出女科學家」，更是一個最貼切的形容詞。